毛泽东访苏时非活鱼不吃的前因

　　米高扬在西柏坡逗留了一周，住在西柏坡后沟。在这几天里，中共中央的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同斯大林派来的代表，共举行了三次正式会谈。其间，毛泽东及其他领导同志，还分别到米高扬住所探望过。

　　据师哲回忆说：第二天(米高扬来西柏坡的次日)，双方举行正式会谈，主要是毛主席一人讲话。恩来、弼时偶尔插几句话，做些解释。主席一连谈了三整天，即2月1日、2日、3日。

　　会谈中，毛泽东着重谈了七个大问题：

　　关于解放战争形势问题。毛泽东说：到目前为止，中国革命发展较为迅速、军事进展也较快，可能用不了太多的时间，就是说，比过去我们预计的时间会要短些，就能过长江，并向南推进。估计渡过长江后，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攻克南京，占领上海等大城市和主要市镇。在江南拿下几个重要城镇后，就不会再遇到敌人特别的实力了。

　　但是，比较麻烦的是台湾和西藏。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其实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因为：(1)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较多；(2)民族问题，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它更需要时间，须要稳步前进，不应操之过急。最难的是台湾问题，因为“那里还有一个美国问题。台湾实际上就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下。”因而，台湾问题远比西藏问题复杂，解决它更需要时间。

　　任弼时与米高扬在一起

　　关于革命胜利后建立新政权问题。毛泽东指出，新政权的性质简括地讲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而究其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为人民民主专政更为合适、更为合情合理。

　　在明确新政权性质的同时，毛泽东还具体谈到新政权的组织形式。他说：“我们认为，它必须是个联合政府。名义上不这样叫，而实际上必须是联合政府。但联合政府不等于搞西方的多党制，国家政权是在中国共产党手里。这是确定不移的，丝毫不能动摇的。”

　　关于解放后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问题。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毛泽东强调：今后对我们最严峻、最重大的考验是群众工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毛泽东意识到“这不只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或发起某种运动的问题”，而是“组织、安排群众的生活、就业、教育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中国5亿多人口，对他们的发动、组织、安排谈何容易。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是解决人民的衣食住问题和安排生产建设问题。”

　　正如毛泽东所说，国家建设这个课题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生疏的。解决这个课题，必须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因为“人民群众拥有最强大的，最可靠的力量。我们的工、青、妇组织在战争年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生产建设中也将会发生更充分、更伟大的作用。”但是，困难在于“目前，在全国范围内，群众还没有完全组织起来。这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尤其是青年组织问题，毛泽东强调指出：“而青年，这个几乎占全国近半数人口的群众，除了青年团那样的组织形式外，恐怕还得建立发展其他类型的组织，如学生联合会或其他青年组织形式等。”

　　当毛泽东谈到青年组织问题时，坐在一旁的米高扬插了话，表达了与毛泽东不同的看法。他大概的意思是，成立几个不同的青年组织是否会分散、甚至分裂青年层的力量，是否会引起青年工作中的矛盾和摩擦？为了便于对青年们的组织、安排和领导，是否只要一个共青团组织就行了？

　　听了米高扬的插话，毛泽东露出不悦之情，并当即反驳说：中国青年人口总数有1亿多，怎么可以用一个组织把他们圈起来？圈起来怎么做工作？对青年工作的形式和方法应该是恰当的、灵活的，自然，也要保证它们能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

　　见毛泽东不大高兴，米高扬急忙补充声明说：我只是带耳朵来的，没有权利发表意见。自此之后，米高扬再也没有插话，也没有提出过什么新的问题，而只是静静地听着。

　　关于军队问题。毛泽东指出：目前解放军中的若干部分，主要是起义部队，须要大力改编改造。这是需要采取适当方式，在一定的时间内，经过逐步整理、调整、改造、改变等一系列工作程序来完成的。这需要花费数年的时间。此外，解放军本身也需要逐步改编、改造和现代化。将来中国无需要维持过于庞大的军力，而应实行寓兵于民的方针。

　　关于中国对外政策和国际形势问题。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毛泽东形象地把国家比作一个家庭，提出了著名的“打扫屋子，再请客”的对外方针政策。他说：解放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从内到外，从各个角落以至门窗缝里，把那些脏东西通通打扫一番，好好加以整顿。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真正的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

　　到底什么样的人不能进来呢？毛泽东说：“某些不客气，不讲礼貌的客人再有意地带些脏东西进来，那就不好办了。因为他们会说：‘你们的屋子里本来就是脏的嘛，还抗议什么？！’这样我们就无话可说啦。……但我们知道，对我们探头探脑，想把他们的脚踏进我们屋子里的人是有的，不过我们暂时还不能理睬他们。至于帝国主义分子，他们抱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方面想进来自己抓几把，同时也是为了搅浑水。浑水便于摸鱼。我们不欢迎这样的人进来。”

　　美国会不会出兵干涉中国革命？这是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毛泽东向米高扬指出，到目前为止的经验是：美军并不想直接卷入中国内战，只是间接干预，把军火军用物资大量供应给蒋军，指望这些饭桶发挥作用。但这些可怜虫实现不了美国主子的愿望，只能起运输队的作用。其他帝国主义目前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各自苟且偷安，保全自身，谁也不愿，实际上也没有能力出来冒险。目前，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就是这样的。

　　关于国内若干政治经济问题。首先是土改问题，毛泽东指出，土改工作不能同时在所有地区展开，而应随军事形势的发展而展开，并要按照地区、分阶段来进行。先在黄河两岸、中原地区完成土改，再在长江两岸地区进行，然后在华南及边远地区进行。为什么要如此进行？毛泽东解释说：因为这不仅要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使他们对这个问题有正确的理解，而且还要训练相当数量能掌握政策的干部来领导进行。不可以用振臂一呼、万众皆起的方式做这件事。

　　毛泽东特别强调，土改不仅是一项经济工作，而且又是一项严肃的政治工作，所以必须把经济与政治这两方面的工作同时都做好。为顺利完成这样一项艰难的工作，毛泽东提出，让那些有丰富经验的老同志带领、帮助和教育新的工作人员，以便更好地去完成土改工作任务。

　　鉴于上次经历，米高扬没有就此问题在会上发言表态。但在休会期间，米高扬给大家讲了一段关于自己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号召农民土改的往事。他说：“我读了列宁的土地纲领，十分兴奋，立即写了许多号召的标语和传单，散发张贴出去，以为这样就执行了政策、完成了任务。结果，一天、两天过去了，那么群众还是一动也不动。诧异之余，深入下去了解情况，我才弄明白这本来是一件翻天覆地的革命创举。想要无组织、无领导乱搞，各自为政来进行是不行的。后来还是由政府出面组织推行才完成。”
　　休会结束后，毛泽东接着向米高扬介绍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党的民族政策问题。他说：他们(民族资产阶级)虽然属于剥削阶层，但同时也受到外国资本的压迫和剥削，而且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甚至受到压抑和排挤。我们对这部分人采取联合、利用、改造的方针，使其为祖国建设服务。这个政策他们是乐于接受的。我们利用了他们的积极性，也给了他们以施展才能的机会，参与国事的权利和应有的社会地位。

  　与民族资产阶级问题相比较，我国历史上民族问题更加复杂。毛泽东向客人分析了中国的民族问题基本状况：中国是多民族国家，有几十个民族，汉族人数最多，其他如蒙、回、藏、维吾尔等民族大多居住在边远山区，比起汉族来，都属于少数民族。人们习惯地把汉族人称为中国人，但中国人并非只指汉族，居住在我国版图内的所有民族都是中国人。谈到这里，毛泽东指着在座的客人幽默地说：今天称你们苏联人，这可以包括苏联所有各民族在内，但如果说你们都是俄罗斯人，显然就不对了。试看在座的三位：一个是亚美尼亚人(米高扬)，一个俄罗斯人(伊万？柯瓦廖夫)，一个犹太人(叶夫根尼？柯瓦廖夫)，三个人属于三个不同的民族，不是吗？

　　针对这种多民族的现实状况，毛泽东说：在民族政策上主要是反对大汉族主义。……民族政策必须是端正的，民族压迫必须取缔，民族间的纠纷必须妥善排解。我们提倡民族互相团结、互相友爱、互相合作，共同建国。民族间出现某些摩擦或纠纷，甚至是矛盾或冲突是难免的，但是今天可以比较容易解决。目前主要是防止和反对大汉族主义，同时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这两者是妨碍和破坏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的祸根子。

　　关于党内问题。毛泽东主要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状况，其中谈到我党对犯错误的干部的政策。如王明、李立三这些犯有路线错误，给党造成了巨大损失的同志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师哲后来回忆说：这点(我党对犯错误的干部政策)给米高扬留下深刻的印象。1956年米高扬来华参加“八大”时，专门提到当他向斯大林汇报到这点时，斯大林没有表态。

　　上述谈话内容，反映了毛泽东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是在中国革命迫近全国胜利的形势下，对一系列带全局性重大问题的深刻思考，实际上勾画了未来新中国的基本轮廓。

　　除上述谈话内容外，毛泽东在拜访米高扬住所闲聊时还讲了一些至今读来都回味无穷的话。他说：我们认为我们的解放战争越胜利地向前发展，也就越需要更多的朋友，这里说的是真正的朋友，同时也更需要朋友对我们的同情和支持。朋友是有真朋友和假朋友之分的。真的朋友对我们是同情、支持和帮助的，是真心诚意的友好。假朋友是表面上的友好，他们口是心非或者还出些坏主意，使人上当受骗，然后他们幸灾乐祸。我们会警惕这点的。

　　据当时在场的师哲回忆说：当时米高扬在注意地听，好似忐忑不安，对主席的话似乎觉得高深莫测，不明所以。他没有插话，也没有表态。后来有些研究者认为，毛泽东这番话是在影射苏联。不知当时米高扬对此作何理解。

　　不管怎么样，米高扬这次来到中国，所见所闻都让他感受深刻，并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产生了由衷的敬佩之情。正如他在7日晚上给斯大林的电报中所说：“必须指出，与我交谈的政治局委员们，在一般政治、党务、农民及整体经济问题上完全是行家，并且都很有自信。”米高扬对毛泽东评价很高。他说：“毛泽东有远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领袖人物。”他在同师哲私下交谈时说，你们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时不愁没有领导人，周恩来就是当总理的最合适的人选。会谈结束时，他表示，一定向斯大林如实地汇报中国革命的现实情况。从俄国目前公布的米高扬写给斯大林的报告中可以看出，米高扬的这次访问，对于改善两党关系，尤其是减少莫斯科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疑虑，是起了重要作用的。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282页。

　　后来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向米高扬介绍的各项内容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酒宴款待

　　米高扬在西柏坡期间，中共中央的五大书记先后三次设宴招待过他们一行。第一次是刚来的那一天，会谈快结束时，周恩来对米高扬说：“米高扬同志，你们远道而来，一定很疲劳了，肚子也可能饿了。现在就吃饭，晚上你们早点休息，明天下午再谈怎么样？”米高扬欣然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

　　为了表达对苏联代表的热情欢迎，有关方面早已备好了丰盛的酒菜。由于苏联人爱喝酒，中共方面还特意从石家庄买来了上等的汾酒和葡萄酒。

　　分宾主落座之后，毛泽东首先举杯向客人们祝酒，他说：“对你们的远道而来，我们表示欢迎，同时也表示感谢。”其他几位中央书记也先后举杯向米高扬等人祝酒。对中共的热情款待，米高扬表达了真诚的谢意，并连连夸中国的酒和菜味道不错。

　　宴会上，客人们都吃得很尽兴。

　　晚饭后，周恩来亲自陪送他们到后沟的住所。

　　其实，这里有必要提一下的是，在几次宴会中所发生的一些趣事，由此也可以对毛泽东的性格窥见一二。

　　据毛泽东的警卫、米高扬来访的历史见证人李银桥回忆说：

　　苏联人带来许多罐头食品，还有酒，拿出来摆了一桌子，挺洋气，挺花哨。米高扬穿戴也很好，圆领皮大衣，圆筒皮帽子，威风得很。中国共产党的五大书记穿着没棱没角的旧棉军衣，毛泽东的衣袖上还赫然补了块补丁(因未去苏联，新衣服也没做)。小山村的西柏坡能有什么高级食品？无非是自己养的猪和鸡，还有滹沱河里捕来的鱼。用鲜鱼做了红烧鱼、溜鱼片款待客人。

　　苏联人很能喝酒，米高扬用玻璃杯喝汾酒，就像喝凉水一样，大半杯子一口气就能灌下去。中共五大书记中，为首的毛泽东是沾酒就脸红。朱德有喉炎不能喝酒。任弼时高血压严重不能喝酒。刘少奇只能用小盅喝一点白酒。周恩来算是中国人里能喝酒的了，却哪里敢与玻璃杯子端起来咕咚咕咚灌的米高扬比呢？饭桌上的气氛是愉快的。但是我想，毛泽东不喜欢看苏联人大出风头，哪怕是在喝酒的问题上。工夫不大，他就招呼盛饭：“吃饭了，吃饭了，尝尝我们滹沱河里的鱼。”

　　米高扬夸赞地说：“谁都说中国的饭菜好吃，我们就是不会做。将来中国革命胜利了，我们要派人来学习中国的菜肴，增加西餐的花样。”

　　毛泽东很高兴，笑着说：“我相信，一个中药，一个中国菜，这将是中国对世界的两大贡献。”

　　苏联翻译指着红烧鱼问：“这是新捞的活鱼吗？”

　　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而后才吃。我估计大概与此有关，一年后毛泽东出访莫斯科，向随行的中餐厨师严格下令：“你们只能给我做活鱼吃。他们要送来死鱼，就给他们扔回去。”

　　果然，苏联送鱼来了，是特别警卫队的一名上校带人送来的。是死鱼。厨师遵照毛泽东“扔回去”的命令，拒绝接收。这位上校慌了，语言又不通，忙从克里姆林宫找来了翻译。这才明白毛泽东只要活鱼，不收死鱼。

　　“我们马上逮一条活鱼来。”上校向中国客人郑重保证。

　　于是，克里姆林宫的大小人物都知道，毛泽东吃鱼很讲究，不是活鱼他不吃。

　　其实毛泽东在国内时，死鱼剩鱼都吃，从不讲究。他只是讲究给苏联人看。到1957年我们随毛泽东第二次访苏时，莫斯科早早就准备好了活鲤鱼。

　　据说赫鲁晓夫特意警告下边：“毛泽东这个人难对付，他是不吃死鱼的。”
文章摘自《毛泽东的1949》
　　作者：陈也辰 王钦双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