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辞职前，徐文哲先后在公安局、检察院工作了10年，为了“自由自在地生活”，他选择辞掉反贪局副局长的公职。拿到辞职批复的当天，徐文哲第一次去了酒吧，那是他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地方”。
辞职后，徐文哲在私人企业工作了八年，干过法务，做过监察经理，从“从来不求人，变成天天求人办事”，一个月适应了身份和角色的转换，他说，“这世上只有一种成功，就是能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一生。”
当一些公务员在体制内工作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后，选择辞职下海到社会上“闯荡”，在考公热的当下，他们逆势而为，在生活中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徐文哲身边有很多从公检法辞职的朋友，他组建了一个数百人的辞职群，不时有人在群里说，“后悔出来晚了”，也有人说，“现在辞职都是大神”“胆肥了点”。
徐文哲说，一些人辞掉公职出来后生活并不顺利，甚至患上抑郁症。他和这些人聊天，发现一些人没有做好准备就辞掉公职，“他们在体制内接触外面的岗位较少”。
但也有人辞去公职后“混得风生水起”。在他看来，理想和现实之间，总是存在差距。“考进体制内并非上岸享福，体制外也没有遍地黄金。”
体制内和体制外似乎总有一道看不见的墙。孙伟在公安部门工作10年后辞职，成为一名互联网企业员工，身份和角色的转换起初让他不太适应。在一家体量庞大的公司里，他感觉自己更像是一颗“螺丝钉”。曾一心想成为公务员的山敏，从原来的书记员、法官助理，转为律师，发现没有了可见的职业天花板，只有自己的瓶颈。原是公安经侦人员的聂鑫，现为企业监察审计，辞职后，他仍然怀念以前的工作，但他获得了更多的自由、财富和与孩子相伴的时间，他说，“我没有后悔过。”

【以下是他们的讲述：】
孙伟，36岁，原刑侦副队长，辞职后于企业合规部门任职，现为律师
离开围城
2012年，我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法制专业毕业后，因为从小就有警察梦，所以就报考了我们当地的公务员公安法制岗，那个职务当时只招一个人，报名的人有60多个，竞争挺激烈的。最后我被录用了。
考上公务员后，我是先在看守所工作，接着到刑警队，后来去了经侦。在经侦办过一些大要案之后，我又回到刑侦。在公安工作这十年里，最苦最累的办案岗位我都待过，也积累了一些办案经验。
有一个传销案件，算是我从警生涯中办的比较大的案件，是我们蚌埠当地一家非常大的企业，它声称自己在美国上市了，就向不特定的公众售卖股票，又建立了一个传销层级结构。我们后来查获它大概有100多层，在全国有几万会员，涉案金额十亿左右。
后来在刑侦，我主要负责一些暴力犯罪或者盗窃类的小案件，这种案件让我失去了当初在经侦的感觉。这也是我选择辞职的原因之一，工作辛苦不是最主要的，而是这一路走来，我突然间有种厌倦感，工作的成就感和价值感慢慢缺失。
在体制内，我嫉恶如仇的性格躺不平。每次看到被害人无助的眼光，受不了，第一反应是一定要把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这种信念特别强烈。我当时快辞职的时候，有一个被害人是遭遇合同诈骗，我跟他聊完之后，说你这是属于经侦办的案件，我会把材料交到经侦部门。虽然这个案子不归我管，但我一直在帮他推进，最后这个案件立案之后，把受害者的钱追了回来。没想到他给我送了面锦旗。
不过，有时我觉得心累，感觉自己的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经济上和职务上都是。我认为我应该有更高的平台，可以服务更多的人，但上升看的是综合实力，不仅仅是工作能力强就行。
我考虑到个人的发展，因为已经工作了十年，天花板就在那里，我能感觉到。有时候，我看到那些年龄比较大的同事，就在想，再过二十年，我也和他们一样。总是有点不甘心，就想换一种生活，换一种人生。
既然已经体验了公安的所有的感受，现在觉得可以把自己的生命宽度拓展一下。人生就是一种体验，再从事一个工作的话，我感觉又活了一辈子。
还有一个原因是考虑到家庭。说实话，这份工作收入太低，在我们这个三四线城市，还完房贷后，工资所剩无几。我的工作一年有半年时间都在外跑，经常周一或者周日背着包就出去了，一个星期后回家，待两天背着包又走了。但我的收入又不能给家庭生活带来很大改善，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不能为了追求个人的价值，让家人也跟着受苦。
思前想后，2022年6月份，我决定辞职，那时我35岁。其实在体制内，尤其在公安部门，离开体制的人不多，一年可能只有一个，甚至几年才一个。我当时提辞职，领导都诧异，说你确定吗？是不是遇到什么问题了？你可以跟我们反映，组织帮你解决，或者说心里面有什么不舒服，也可以跟我们交流。我说没有，只是想体验另外一种人生。
我父母说，你都这么大了，我们的人生经验已经不足以给你建议，只要你老婆不反对，我们都支持你。我老婆也很理解我，她一辈子都困在那个小地方，觉得我应该到外面走一走。
但我岳父岳母很反对，他们觉得企业不稳定，担心我万一被裁员了怎么办？我说我不留恋体制内的光环，出来之后，保底收入不低于体制内，我就放心了。所谓的稳定，只有稳定的低收入，如果我在不稳定中越来越好，我宁可要这种不稳定。
我知道现在公考很热，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围城，围城里面的人想出来，外面的人想进去。
不过，我对公安这份工作有很深的感情，曾经的警服我现在还保留着，也是对工作的一种纪念，但我现在不能再穿了，一直在衣柜里放着。我跟我老婆说，无论放成什么样子，不能给我扔掉。虽然现在出来了，我时常做梦还在抓人，或者审讯。
另一扇窗
辞职的时候，我已经拿到了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的offer，当时我利用休息时间参加面试，一共经历了五轮面试，最长一次面试了两个小时。去之前，我也算了一笔账，在这家互联网公司工作几年的收入，已经相当于我在公安部门工作二十年的工资。这不就等于自己的人生省下来十几年？
另外，我辞职出来是有信心和底气的。这个社会上再辛苦的工作，还能有公安工作辛苦吗？像我以前经常熬夜抓捕、审讯，常常一干就是几天，我到社会上应该有足够的适应能力。无论社会环境怎么变化，踏实工作的人总有立足之地的，如果我辛辛苦苦工作，都不能解决温饱问题，那一定不是个人的问题，是社会运行出现问题了。
拿到辞去公职批复的那天，我没有很开心，也没有很伤心。对工作有留恋不舍，也有些遗憾，觉得自己壮志未酬。但我将要换到另一条人生赛道，对未来又充满希望和期待。
辞职时我是刑警队的副队长，我在体制内的时候，是兢兢业业工作的人，我不会去考虑这份权力给我带来什么。我想无论做人还是做事，不是因为你工作的平台和身份，而是因为大家对你这个人的认可。关于社会地位，我认为是虚的东西。
在之前的工作中，我不会带着甲方的心态和别人交往，或者体验支配的快感，心态平和。所以我辞职出来之后，原来职业平台和光环没有了，我仍然可以适应这个社会，出来之后才不会有失落感。
我到企业之后，后悔没有早点出来，因为那个时候互联网还有一波红利。我在去年那个时候出来，确实不是很好的一个时机，但是我想了一下，不能再等了。
出来后，我先是在公司做反舞弊工作。我们廉政合规部有三个人，主要是针对内部员工的舞弊行为，比如贪污、非公受贿、挪用资金、职务侵占这类案件，我们会进行初查，如果发现涉嫌犯罪，我们会对接移交到公安机关。
企业的员工如果涉嫌犯罪，他一定是在业务线上深耕多年的人，发现业务的漏洞后谋取私利。跟这种人去打交道的时候，如果你不懂相关业务，就可能查不到证据。
我用在公安的工作经历做比较。在刑侦工作的时候，我不会考虑这个人是干什么的，是在哪个企业，刑侦工作是一些暴力犯罪案件，但是经侦的时候，如果一个金融领域的人涉嫌犯罪，我们要了解金融知识，也是为了把嫌疑人拿下。而到企业的廉政和监察之后，把人处理掉只是第一步，之后还要对业务进行风险的复盘和整改。
做反舞弊要跟公安打交道，当我去公安部门报案或和他们交往的时候，特别理解当初老百姓到公权力部门办事的难度。身份一变，大家不会考虑你当初是体制内的人，对你有特殊照顾，你只是一个普通群众。那时我发现很多人那种对权力的傲慢、支配的欲望体现得淋漓尽致。
有次我去一个派出所报案，工作人员说我们的证据有各种问题，不构成犯罪，推三阻四。这也没什么，但是他的冷漠和硬推，让我很生气。按照法律规定，他首先要受理，受理之后再审查，他直接跳过去说这个东西不合格，不接受。当我作为被害人角色的时候，那种维权无门的感觉，体会才更深刻，而在体制内的时候可能意识不到。
不过我也理解他们的做法，他们工作确实也忙，要求所有人像自己一样思考不太可能。我后来也调整了自己的心态，这对我来说也不是最大的挑战。
和在公安工作时不一样，当时和企业打交道，我是局外人的立场。后来作为企业员工，我去调查公司内部案件，会深度介入到公司的业务当中，包括它的业务流程和业务逻辑，才能发现问题。这让我在工作前期有些不适应。
还有些不适应的是跟主管的相处。在体制内时，我是很强硬的，跟领导相处时，我也从来不会说因为这个人职务高，就可以对我怎么样，我认为首先我们要依法办事，如果我认为领导做的事情不对，我也会把自己观点表达出来。
到了企业，尤其是大厂，让我感觉到服从意识比在体制内还强，在一个体量已经很庞大的公司里，每个人就是一颗螺丝钉。我的工作是随时可以被替代的，很多时候我的思考和观点似乎没那么重要。
我和主管级别一样，他年龄比我小，这我能接受。当我们看法不一样的时候，主管也挺强势，我有些想法反复和他沟通之后没有效果。后来我想这可能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天然的矛盾。他为了体现自己作为管理者的一些权威或专业度，会认为你做的事情不如他专业，你只要服从就可以了。那种感觉让我不太舒服。
在体制内，我的上升空间是看不到的，到企业之后我仍然有这种感觉。员工在工作中体现自己价值的时候越来越少，你想再有什么创新，或者对业务有更大的贡献，基本不可能。我刚进企业时，要不停地学习各种业务，今天把这个业务线全部学一遍，但下一个案件来了，还要继续学，这种学习来我来说性价比不高，假如有一天我离开这个企业，它未必在另外一家企业用得上。
我自己在体制内棱角没有被磨平，担心在反而这里被磨平，激情也磨没了，不到一年，就辞职了这份工作。
不过这份工作也给我打开了一扇窗，我对企业的组织架构也更加了解，对我现在做律师和企业打交道也有帮助。
这之后，我又和几个朋友合伙开了律所。做律师之后，我有一种感受是，身心自由，能把自己的创造性发挥出来。原来会觉得很多事情要受到约束，现在是自己拿主意，自己做决定。其实我现在还在实习律师阶段，但是因为我在公安的工作经历，几个合伙人还是给了我很好的待遇。
我选择来上海发展，不想利用原来的关系和资源。现在，我也谈不上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只想让家人过得好一点。

山敏，32岁，原书记员、法官助理，现为律师
“像个机器”
2009年我进入大学时，学的就是法学。当时法学不是热门专业，在英语跟法学之间纠结后，我选择了后者，因为我觉得法学之后考公务员的岗位比较多，而且学法学，很酷。
还没进入大学，我就计划考公务员了。我是农村孩子，觉得公务员是铁饭碗，工作稳定，而且穿上一身制服，很酷。我有个表哥是刑警，受他影响，我觉得体制内的工作好像挺好的。大概在我19、20岁时，去过他的派出所，当时很懵懂，看他穿那身制服很帅，他那时只是坐在那里办公而已。后来我也有想过做一名警察，但身高不够，所以不行。
大学四年，除了考公务员外，我心无旁骛。主要是不知道自己学这个专业出来能做什么，临近毕业季的时候，我也没有和同学们讨论过就业问题，是不是有点奇葩？也不知道大家后来都选择了什么工作。我在大学期间选择做我们班团支书，可以第一个入党，入党也是为了做公务员，可以说我在一步一步地计划和实现这件事。
2013年毕业后，我到县法院当书记员，小时候一直生活在乡里，从这份工作起，我就一直离家了。工作日常是写材料、打电话联系当事人、协助调解、做开庭记录等基础工作。
但即便是书记员，当时考试报录比很夸张，几百个人竞争，最后只收录5、6个，那时候就业形势已经很严峻了。
书记员的工作没有编制，我就继续考，那些年陆陆续续考了很多次公务员，国考、县城里面的国税局都考了。2015年，我备考了半年，一次就考上了昆明的区法院的法官助理，当时两百多人竞争6、7个岗位。
我想着可能到了一个大的地方，可以更好地见见世面。那时已经司法改革，实行的是法官员额制，必须要入额以后，才能坐到审判岗位上去敲锤，没有入额的话就只能做助理，所以就是一个法官带着一个助理和一个书记员。
日常工作，法官负责审案子，我负责看卷宗，阅卷、写判决，还有通知的工作。但基层法院案件太多了，我在进行流水线工作。
法院系统分民事审判庭和刑事审判庭等等，刑庭又分刑一庭和刑二庭，刑一庭是我所在的、办理普通刑事案件的审判庭，刑二庭是办理未成年人犯罪、职务犯罪案件的审判庭。刑事案件改判的几率非常非常小，一个刑事案子，先由公安机关负责侦查，检察院负责审查起诉，过了这两道手来到法院这边，由我们进行审判，写判决、下判。其实到我们这一环，定罪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我只负责走个程序，敲个锤，看一下没有太大问题就下判，这让我感觉自己像个机器。
当时那个年代，律师介入的案件很少，首先是请律师不多，另外法律援助也没有完全普及。法律规定的那几种法律援助情况，例如未成年、聋哑人、外国人犯罪等等，这些情况在基层法院并不多。
如果有律师介入的话，我们会更用心去看这个卷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律师提出来那些问题它到底存不存在？因为律师提出问题来我们得去反驳。但大多数情况是没有律师介入的，相当于是检察院怎么送过来的，我们就怎么判。
很快，司法改革之后就合并成一个刑事审判庭了，由5名法官组成，所有的案子大家都轮着办，但仍然很少有律师介入的案子。再之后有了法律援助全覆盖的政策，不单单是未成年、聋哑人等弱势群体有律师，律师全覆盖的情况下，基本上都会有一个值班律师在看守所。因为认罪认罚这个程序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即被告人愿意认罪认罚，就会在值班律师的见证下签署一个认罪认罚具结书。这个程序出来以后，就感觉我的工作更像是走过场了，基本上都按照认罪认罚来。基层法院的疑难案件并不多，只是很少很少的一部分，可能只有一些职务犯罪会更重视一些。
我也没有那么高尚的初心，当初选择学法律、进法院首要想的还是自己，其次才是想着追求法律公平公正。后面我发现，现实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我也知道有些事情是身不由己，后面法官负责终身制出来后可能还好一点，总之让自己真正去思考的案子很少。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感受，我选择了在2020年离职。
“多劳多得”
虽然当时正值疫情，但并没有考虑那么多，只是想着出去了，挺自由的。在体制内朝九晚五上班，不能迟到，不能早退，当律师之后可以自由安排时间。
我身边辞职的人也挺多，包括我当时在的法院，领导岗也有人辞职。有个辞职出去的同事自己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他听说我要辞职，就邀我去他的律所工作，我后来没有去，去了另外一家从检察院辞职出来的老师的律所。
在体制内做事情，不会觉得那是自己的事，无论做多少案子，做多少工作，拿的依然是那点工资。但当律师之后，我是多劳多得，会觉得这些案子都是我自己的事情，说白了，这是我的饭碗，当事人就是我的衣食父母。
我老公是警察，辞职这件事他挺支持我，觉得没事，我要出去就出去，他有稳定的工作，应该也饿不死。他的支持给我很大动力，不然一般结了婚又有孩子的，职业突然变动，很不稳定，另一半不会太支持。其他家人也觉得还好。
辞职时我儿子两三岁，同事劝我先别走，说等我再生完二胎再辞。他们的想法能理解，现在生孩子意味着我的事业会受到影响，但在体制里，休产假5个半月，正常发工资，怀孕了也不会受人歧视。然而做律师不一样，很多客户会嫌弃怀孕的律师，而且不工作就没有收入，所以怀孕的压力是挺大的。但我也不后悔，对我们来说二胎不是非生不可。
辞职出来的时候，我倒没有大出一口气的感觉，现在回想那个时刻，会想到汪峰的歌词：“这是飞一样的感觉。”但我已经不记得当初自己是怎么想的了，应该还是焦虑的，没有固定工作后，只有靠自己了。
我认为从法院辞职出来的人做律师是有一定优势的，比如我在法院办过那么多种类型的案子，在案子堂陈的时候我是有优势的，其次当事人也会觉得我从体制内出来，更有经验，所以我在要价上也更有优势。
现在，我身边的同事很多都是公检法辞职出来的，他们出来的原因大同小异，特别是公安，基层民警累死累活，工资就那点。我的想法是出去以后，一切皆有可能。
律师这个行业真的很现实，你的收入高了才有话语权。创收更高的人，大家看你就像看领导一样，不像在体制内按照厅、处、科这样划分级别。即便是同一个律所的律师，你的创收比我高，你就会高我一级。特别是我现在的律所，年中和年终都有总结会，会议上会念每一个律师的创收，几百个律师，创收低于10万的不念，从10万开始，从高往下念，那种感觉就像老师在讲台上念每个同学的成绩一样。
他们标榜的是，这种行为能够鞭策你，你会想方设法地去找案源，但这又不像学习一样可以积极主动，没案子的时候就是没案子。我确实会被刺激到，因为不想自己太丢人。
律师要自己去找案子做，这对人脉的要求很高。认识越多人，接到案子的可能性就越大，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会有案源公司，我也会经常接到电话：“喂，山律师，我是××公司的，咱们有没有这种案源的合作需求？”你交费用给他，他给你案子，但是成案率非常小。
我辞职出来当律师之后，有时（仍）感觉很无力。
我手上的一个刑事案件，当事人取保候审在外，他一审上诉了以后，二审才找到了我们，我当时去找法官沟通，因为刑事二审需要满足法律规定的几个条件才会开庭审理，另一种可能就是只书面审理。我当时问法官，他说会是书面审，我请他即便是书面审也告知我一下，什么时候组成合议庭来评议案件。周五他答应了我，过了一个周末，到了周二的时候，我打电话过去递交当事人立功的线索，他说已经评议完了，结案了。
那几分钟，我头是晕的，如果能被确定为立功的话，我递交上去的材料会影响他的量刑，但法官就只有一句话，“没办法，我已经结案了”。那几分钟我作为律师，感觉特别无奈。那个立功线索是公安机关配合我整理出来的，被告人检举了另外一个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已经被立案侦查了，他确实能够构成一般的立功了。
这是让我感受最深刻的事情，不止这一个案子。之前的案子，我在基层法院的时候就已经介入了，虽然最后没有改变什么结果，但是最起码法官愿意听你说话，愿意沟通。
我最近在跑一个偷越国家边境的案子，出差在外，去很偏远的看守所，周围没有吃饭的地方，就吃泡面。每天高铁站和看守所两点一线地来回跑，必须保证一天内能跑完。有时候出差，自己开车从云南昆明到四川，要开一天，早上5、6点出门，到晚上10点多回家。我是不怕辛苦和劳累的，在我们这个行业，要想挣钱多，必须得辛苦。

山敏做律师后的状态。

我辞职前后的生活状态有蛮大变化，最明显的是时间，现在我可以自由分配时间。律师的工作状态类似项目制，接到一个案子会很紧张地忙一阵，案子结了之后会稍微松一点，再去找下一个，但很多时候也会几个案子并行，我会和伙伴一起合作。
比起来，我更喜欢离开体制后的状态。之前是8点半或者9点上班，我要很早起床，赶紧洗漱后把孩子送去幼儿园，直接去上班，现在我儿子的幼儿园就在我们小区，我可以先把他送去幼儿园，再回来慢慢洗漱，再去上班。而且我不需要在律所坐班，有事情才去，写文书有电脑就行，在哪写都一样。
我觉得我的适应能力还是比较强的，辞职出来之后对各种变化适应得也蛮好，好像没有经历过低谷期，自己觉得在进步，可以体现在收入越来越多。我也不求大富大贵，出来后不比以前差就足够了。
我知道现在仍然有很多人挤破头想进体制内，每个人有不同的选择吧。
律师越做越好，身价会越来越高，没有可见的职业天花板，只有自己的瓶颈。但行业内参差不齐，包括在我们律所，有人年收入上千万，也有年收入不到十万的。
后来，我换了一家律所，一开始我奔着那位辞职的检察官去的第一家律所，他后面去北京了，我收到了别的邀约，就换到了现在的律所。我有自己开一家律师的想法，但觉得目前我还不够格。没办法，我得豁达一点，有些东西不是我想，就能得到的，不能钻牛角尖。
聂鑫，40岁，原公安经侦人员，现为企业监察审计
“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大学读的专业是经济犯罪侦查，本想学网络安全，但是可能有人考得比我好，我就被顶下去了。当时经侦并不热门，我学习这个专业时觉得好累，学的东西很多，虽然后来发现网络安全学的东西更多。
大学毕业后包分配，我就直接进了体制内，做经侦方面的工作。从2006年开始，我工作了17年，辞职的时候做到了副科级。
在体制内工作时，我感受最深的是，能干的人就要不停地干，同工不同酬，而我觉得自己就属于比较能干的。很多人可能由于他自己的原因，得不到提拔，后来就彻底躺平不干活，剩下的活就只能我们能干的人干。
我这个岗位没有人想干，因为要做的活比较苦，比较累，杂事比较多，像写稿子和处理信访之类的，除此之外，背锅的几率也比较大。
另外一个感受就是，体制内的断档比较严重， 50后60后比较多，70后比较少，然后直接就到了80后，所以我们80后刚进入体制的时候，得不到那么多包容。我记得当时我穿的衣服不是特别花，就是那种拼色的衣服，上半截一个颜色，下半截一个颜色，有老同志看不习惯，说我穿衣服太花里胡哨。后来导致我穿衣习惯也变了，基本上黑白灰。
去年11月份，我写了辞职信，今年1月才真正出来的。中间等待审批的这段时间我正常上班，新工作在审批结束之前就找好了，是猎头推的，在企业做监察审计，工资比之前翻了好几倍。但工作量是以前的三分之一，出差也明显变少了。以前真的停不下来，一个案件接着一个。不过有一点，体制外的新工作更需要自己去学习，自驱力要强。比如我以前没做过审计，现在要去学习相关知识。
我选择从体制内辞职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为了孩子，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孩子今年6岁，因为工作，我大概一年有两百多天都不能待在家里面。
有两件事让我觉得自己真的需要陪陪孩子了。一次是在我女儿6岁多的时候，我当时被抽调出去，一直在深圳，孩子发了一条抖音，内容是“爸爸你再忙，我都长大了”。还有一次是我大概出差两个多月，回到家，她晚上吃饭的时候，突然跟我说，爸爸我长大以后，也要当警察。我说你为什么要当兵？她说，当警察就可以当你的同事，你出差就可以带着我。当时心里比较难受。
她大一点懂事了，基本上我出差她就会拿一个比较喜欢玩的玩具给我，让我带在身边，说你带着它就跟我在你身边一样。

聂鑫陪孩子。

辞职的另外一个原因是降薪。2021年时，（年薪）大概降了几万块钱。没有下降前月收入大概一万二三，后面年终奖被砍掉了。这之前一直在传降薪的消息，我听到的时候，感觉经济压力变大。当时我房贷背得比较多，基本上我一个人的工资就全部要用来还房贷，降薪会导致家里生活质量下降。平常我很少看工资卡，今年申报个人所得税的时候，才发现工资真的降了。
我是在疫情之后选择从体制内辞职的，辞职前也考虑过当下经济环境不好的问题，也跟家里商量过。家人刚开始很反对，我和他们沟通了很久。毕竟体制内比较稳定，我爱人觉得我在体制内干得挺好，不同意我出来。但我还是下定决心。
事实上我2010年的时候就可以辞职，但当时还比较喜欢干这一行。那会儿我还没孩子，刚领结婚证。我记得那时有公司找过我，因为他们需要我们这种人。
现在我做的工作和原来差不多，原来体制内的时候，我管的另外一块就是监察工作，主要是去企业内部查一些东西。
辞职成功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是陪父母过年。我女儿兴奋地跑去跟老师说，我爸爸辞职了。不过我辞职到现在，还没有陪女儿做很多事，因为她要上学。
辞职之后，我的生活状态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时间自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体制内周末假期都要出差，企业该放假就放假。其次精神压力变小了，人轻松很多，刚开始反而不太适应。直到现在还会保留以前的工作习惯，我睡觉时手机会放在耳边，铃声会响铃，担心随时有事，神经高度紧绷。以前有时凌晨2点多，领导打电话说要出任务。
出来之后，没有遇到过什么困难，我觉得自己适应能力比较强，只要工作态度没问题，应该不会碰壁，而且企业更喜欢我们这种执行力强的人。
现在这份工作做下来，唯一心里不太舒服的，是手底下的人干活太慢。之前在体制里，手下比现在企业里的人执行力好很多，都是年轻人，私下处得好，我又喜欢盯在他们屁股后面。现在这批人做事拖拉，你跟他说三天完成，他真的就拖到最后一天。如果两天做完，我们还有一天容错。对比体制内外，我觉得差别不大，都会碰到不配合的人，把心态放平了就好，有问题解决问题。
我还是很怀念以前的工作。辞职后，制服上交前，我穿着制服到影楼去拍了张照片，要了个底片做纪念。
对于从体制内辞职这件事，我没有后悔过，也没有过考回去的念头，毕竟岁数也不允许了。而且我对现在的状态挺满意，计划是50岁退休，能多积累一些财富给孩子，就够了。

聂鑫的警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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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在为生活奔波忙碌，只是方式不同而已。希望退休时回首不会有任何悔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