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理解的“制造业当家”丨微观视界

原标题：我所理解的“制造业当家”丨微观视界
                          
谢泓/文
今年南粤早春，广东省委、省政府便在大年初七召开了全省高质量发展大会，其中“制造业当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成为热点话题，凸显制造业对于广东经济的重要性。
当下，中国非常重视实体经济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广东连续34年成为中国第一经济大省，工业门类齐全，供应链完整，是全世界制造业最重要的集聚区域，有“世界工厂”之称。
广东提出“制造业当家”迈出新步伐，笔者认为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全新视角与高度
制造业是现代工业的主要构成，人类社会现代文明是工业发展、工业文明的产物。回顾人类工业文明发展历史，不难发现它的轨迹和规律。
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全球化与规模化无疑是主要推动力。英国及欧洲并不生产棉花，为何能够主导棉花帝国的游戏规则？那是因为全球化带来的产业信息对称。当棉花贸易商走遍全球，全方位了解各个国家及地区的纺织技术，就可以集大成者，推动纺织技术进步，甚至是革命性的技术进步。
当然，必须有规模经济，才有源源不断的创新。当棉花经济有市场规模，才能分摊飞梭、珍妮纺纱机、水力纺纱机、水力织布机、蒸汽机的研发成本，由此产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
技术发明则成为人类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源动力。其核心技术是电力及内燃机，是电气化革命，当中美国的技术发明与德国的现代工匠发挥了重要作用。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发展了基于棉花贸易的金融服务、法律服务、保险、期货等服务业，这些成为第三产业而逐步离开工业发展主航道。
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是科学理论出现重大突破的结果。二战前后，全球大量的科学家移民美国，美国社会的兼容与开放创造了人类社会的信息化革命与美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如此看人类工业文明历史，其主航道是全球化、规模化经济、技术发明、科学理论与工匠创新，其社会文化背景是文艺复兴带来的思想解放、新教改革所带来的新社会伦理、开放社会的理论与技术创新。
回溯历史，找到发展轨迹，才能通向未来。对广东来说，就必须寻找经济发展的规律，找到经济发展的共性逻辑，在不同年代找到推动经济发展的要素。改革开放初期“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发展阶段经济体量小，“船”小好调头。
如今广东经济已有了质的飞跃，其2022年GDP高达12.91万亿元（约1.9万亿美元），超过韩国，居全球前十。未来，广东如果还要在经济规模上领先全国，在高质量发展上做出表率，必须进入工业文明发展的主航道，才能行稳致远。一旦没有走进主航道，“船”就有可能调不回来。
在此背景下，“制造业当家”可以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路径与经济发展主航道。必须思考在工业文明主航道中，广东以及广东制造业经济增长的方法与路径，不能仍习惯过去四十年经济发展的经验和做法。
四十年前改革开放，广东经济处在增量发展年代，土地与低劳动力成本是主要生产要素，从代工生产开始，招商引资、加工出口、国际贸易是过去经济发展主线索。如今进入存量经济发展模式，一方面需要找到新发展动力，另一方面要通过集聚全新的关键要素，才能实现对原有产业的带动和提升。
同理，在目前的全球经济框架中，11亿人口的发达国家有30多个，中国制造一加力，全世界的低端产能就会过剩，出现零和博弈局面。中国要成为发达国家，世界经济格局就要发生变化，14亿人口的庞大规模不仅要成为制造的力量，还要成为对全球经济发展有新贡献的力量、全球新的市场与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正如英国贡献了人类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使英国从“战争资本主义”转向“工业资本主义”（《棉花帝国》作者，哈佛大学德裔历史教授斯文·贝克特的观点）；德国贡献了现代双元制教育，将德国制造推向深度；美国贡献了绚烂的科学技术发明与信息化革命。工业文明主航道发展，它代表的不仅是发展，而是突破，给人类文明发展带来全新增量与经济发展确定性。
广东“制造业当家”必须有全新的视角与高度，是全新的全球视角与生产力，而非按照原有全球化产业分工的格局来提升自己。
广东“制造业当家”应当有三个层面：代表中国制造对未来新经济的探索，提供先进的生产力，建立新的游戏规则与生态制度。对此，广东制造创新中心专家饶展提出的是新经济与新生态、先进生产力与产业生态制度设计。
解释权与未来
对经济的解释不是着眼于过去，而是要获得未来。郑永年在《中国的知识重建》一书中提到，西方知识分子的权力，来自于其解释现实的能力。英国对于世界的贡献不仅是当时提供的先进生产力，还有生产力背后对经济现象及发展的解释权力，涌现了像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有一大批卓越的经济学家。
经济发展与解释世界的权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只有解释世界，才能获得改造世界的权力。
“制造业当家”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我们如何获得对制造业发展的解释权。制造业当家、工业文明发展主航道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也不仅是一个经济政策，而是要找寻它的活水源头，找回它的根本，并从源头与根本出发，才不会偏离主航线。中国经济发展，广东制造业发展，需要找到它的历史逻辑和规律，在微观现象的解释中获得中观发展空间。
微观观察与中观研究的意义在于：基于事实构建新认知，提炼出一系列判断，点连成线，线连成面，考量宏观、中观、微观的内在系统关系和矛盾发展，最终形成对产业全局的新认知，使产业发展出新形态、新模式。
以前，经常有跨国投行企业研究员来广州找笔者调研，去年底疫情防控放开后，也有一些全球的经济学家和笔者交流。几番交谈下来，大家感觉社会变量太大，西方的分析架构解释不了中国的经济现象。
而来自于民间经济力量的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活力和动力。“草根创新”总在经济发展的细微之处、变化之处寻找机遇、引发原有结构变化、创造全新的商业模式。也正是广东经济的“草根创新”，为经济观察提供了肥沃土壤。虽然我们还没有能力去构建全新的经济理论构架，但总能管中窥豹去发现一些通往未来的线索。
譬如，笔者通过希音（SHINE）模式，发现广东制造有重大的产业垂直机会。一大批非常传统的服装企业，在希音组织与协同的产业垂直下，变成一大批数字化企业、AI智能设计企业、现代供应链企业。成立十三年的希音引发了产业结构性的变革和全世界商业模式的变革，而同样做快时尚的全球性服装零售公司ZARA成立于1975年。
最近，笔者还调研了汕头高德斯精密科技有限公司。这样一家以塑料积木代工的企业，也可以从专业分工的角度提升产业集群生产效率，实现专业分工下的大规模生产，改变传统产业集群的业态。
通过观察研究，饶展分析认为，新业态产生，要围绕经济增长和创新，先重塑产业模型和寻找商业模式，再进行技术赋能与服务配套。
制造业与数字经济
最近，有很多机构找到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希望我们协助招商引资。笔者认为，曾经的招商引资大时代已经过去，存量经济年代做增量发展不容易。政府重视招商引资的积极意义，是释放促进经济发展的强烈信号。
存量经济年代，如果都招商引资，招商引资也会内卷。所以，招商引资就不能跟以前一样硬招商，必须是以存量引增量，或是引进高级要素，促进产业整合与提升。最近，中科科创协助佛山引进两个互联网项目，就是用工业互联网的平台型企业，去整合原有的传统产业。这当中，“数字”发挥了重要作用。
数字化与数字经济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数字化前期以管理数字化、业务数字化为主，未来广东制造的数字化是产业数字化。管理数字化还属于工业化范畴，产业数字化才是数字经济范畴，它已经开始改变业态，塑造全新的商业模式。
大幅度提升产业效率以改变原有业态、发展模式与结构，这才是真正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才是属于广东乃至中国的真正竞争力。
中科科创的负责人告诉笔者，数字经济就是中国人的国运。他说，如果没有数字经济，广东的很多制造业都有可能变成落后产能，可能会失去国际竞争力。有了数字经济，他们会大大提升效率，会被激活成为全新产业业态的“枝叶”。
饶展也是数字经济的专家，他认为数字经济企业是在市场拼杀出来的，是企业家通过业务场景构划出来的，是市场资源配置走出来的。政府的作用是配合他们引导产业、梳理关系、做好后勤；协会与其他投资机构则要做好跨区域的资源配置与关键要素引进。
数字经济就是广东工业文明发展的主航道，还可能是中国制造业发展对于人类文明的新贡献。
当然，不要简单理解数字经济是拼经济、发展经济的概念，狭隘的理解会将数字经济发展局限在工业化的范畴。真正理解数字经济对于“制造业当家”的意义，有可能是要塑造全球新的产业格局、全球化格局，这才是“制造业当家”的应有之义。
在全世界范围内，能够同时深刻理解消费互联网与具备制造业丰富场景的只有中国，只有广东制造。如果不能把握其中意义、竞争力与话语权，还带着原有制造业思维、原有全球化产业分工思维去定义数字经济，广东制造恐会错失良机，中国制造怕是会错过一次全面崛起的机会。
因此，我们必须认真解释数字经济世界，建立基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制造业竞争力，获得对于数字经济发展的话语权，带动数字经济向更加广泛的全社会与全人类数字化世界迈进。
文化内涵与精神引领
广东经济的本质是草根经济、市场经济。只有市场力量起主导作用，才会激发全社会创新与活力，激发企业家创新精神。“制造业当家”应让企业家当家，让企业家精神当家，让创新精神当家，让市场经济当家。
十六世纪，马丁·路德的新教改革释放了商业经营的道德驱动力与精神引领力，把对于商业的理性解释权给回社会。没有了神学的禁锢，才有了世俗世界知识的追求。马克斯?韦伯在其著作《新教改革与资本主义伦理》中，解释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及其本质，社会伦理与经济行为的关系，肯定了精神与文化因素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巨大推动力。
今天，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国制造，如果没有构建属于中国话语体系的商业伦理，不是按照西方的伦理价值观解释中国经济行为，要不然就容易用中国农业文明的价值体系来衡量商业的作用。
“制造业当家”应当拓展中国新时代文化内涵，必须解释在现代商业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怎么发挥企业家和工匠的作用，如何发挥他们的创新精神，体现精神与文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如果没有新教改革对于商业经营行为的解释，西方商人的任何经营行为都是有罪的。如果没有现代意义的商业经营行为解释，中国商人还处在社会价值判断 “士农工商”的底层，对企业家的经营行为仍存在价值歧视。所以，如何体现企业家创新创业精神在发展经济、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有重要意义。
“制造业当家”，就必须认可企业家、工匠在现代商业社会的地位，释放他们的道德驱动力与精神引领力。
如果按照中国儒家文化伦理，与时俱进的观念，现代商业社会的“士”就应该包含企业家群体，只要是有实业报国、服务社会理想和情操的企业家都是“士”，是修齐治平的“社会精英”。中国企业家的天下观，不是中国天下，而是世界天下，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没有制造业的物质支撑，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基础。没有现代化的社会理念与价值观，就没有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
从另一个角度看，现代化，首先是人观念的现代化，其次才是物质条件的现代化。“制造业当家”应该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发展现代社会文化建设的新内涵。现代社会的商业伦理应该体现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与科学理性、精益求精工业精神。
“制造业当家”，要保护好企业家的创新积极性，增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保护企业家的积极性，就是要做到政策的连续性、社会的稳定性与市场的确定性。
工匠精神是泛制造业概念，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一种公民素养与品质。由制造业的工匠精神到社会文化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神追求，它应当成为现代社会的精神内涵与价值取向。劳动光荣，值得尊敬。
制造业、工业是现代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工业经济是现代化社会的重要组织支撑，工业文明也是人类现代文明的基础。制造业当家也是制造业文化、价值观拓展到全社会，让全社会形成一直重视实体经济发展、坚持长期主义的价值取向。
“制造业当家”是一种价值主张，是基于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新商业文明建设，是中国制造的软实力，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全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