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清理旧上海著名是非之地游民窑

　　解放军兵临城下之际，在上海的哈尔滨大楼，几千灾难民、无业游民、小商贩、小偷、流氓、恶霸、土匪等汇集于此，里面帮派横行，各种势力纠结，是大上海闻名的“游民王国”成为那个时代大上海的缩微景观。

　　1951年2月21日凌晨3点，为天明就要到来的元宵佳节准备了多时的人们早已沉沉入睡，整个大上海沉浸在睡梦中。解放军进入这个大都会后，虽然昔日的夜夜笙歌敛了声息，但老百姓的生活还沿着原有轨道继续。而在公共租界北区与华界的闸北交界处的哈尔滨大楼，突然亮如白昼，无数盏大功率探照灯从四面八方一齐聚焦于此，使大楼及附近纤毫毕显。广播随之响起：政府准备救济灾民，请大楼住户自觉接受“收容”。附近被吵醒的居民却并不以为忤，反而暗自欣喜：这处大上海臭名昭著的“游民王国”，终于要被清理掉了！

　　■ “游民王国”的诞生

　　哈尔滨大楼位于今日上海市虹口区的哈尔滨路溧阳路口。1942年以前，这一带是上海是公共租界最复杂的地区之一。这里有日本人大量聚居，因而有“日租界”、“小东京”之称。住在这里的中国居民则以广东人为主，大多具有天地会、小刀会等南方秘密结社传统。二战爆发后，犹太人在全世界难觅立锥之地，上海却是东方犹太人唯一可以投靠的自由之都。而两万多犹太难民到上海以后，大都又集中居住于此，因此这里又有“上海隔都”(犹太人区)之称。抗战胜利以后，这一带被划分为虹口区、提篮桥区和北四川路区，而哈尔滨大楼则位于此三区交界处，因其早就声名远播，故三区都不愿意加以管理，这里愈发成为鱼龙混杂之所。

　　哈尔滨大楼大部分是两层结构，小部分是三层，东面靠马路，西面靠近沙泾河，有小半有地下室。整个楼基与广场占地约十二亩，在寸土寸金的上海算是一处不小的产业了。这里原是美国商人开设的汇芳锯木公司，一向生意红火。1937年8月，大楼遭到日军炮火袭击，楼顶大部分被掀掉，美国老板觉得金钱诚可贵，生命价更高，丢下工厂溜之大吉，此地空余烂大楼，从此无人管理更无人收租。

　　彼时，上海开埠近百年，居大不易，房荒严重。抗日战争爆发后，短短几个月时间就有130多万难民涌入上海，更加重了上海的住房困难。哈尔滨大楼及其附近地盘很快就成为难民、灾民及无业游民的天堂。一些胆大的人首先在楼内找到比较好的房间安顿下来，慢慢地不断有人加入。空房间被占据一空之后，有些人开始将那些被炮火破坏的房间简单修复，更多的人则在大楼广场上搭盖棚屋。

　　日子一天天过去，哈尔滨大楼内居住的人越来越多，由最初的几十个人逐渐增加到了三千多人；广场上也搭起了大大小小上百个棚屋，俨然一个“城中新村”，人数同样达到三、四千。整个哈尔滨“社区”的“居民”估计有六七千之多，成为当地最为热闹也最为著名的新社区。

　　早期进驻哈尔滨大楼的居民主要是那些无家可归或者付不起或不愿意付房租的一些小商小贩和灾民、难民、无业游民，以及小偷、乞丐等。解放军占领安徽、苏北等地以后，大量地主及国民党溃散官兵逃亡来沪，其中一部分人也挤入哈尔滨大楼，有的甚至拖家带口、三妻四妾一起进驻。哈尔滨大楼遂成为上海滩上远近闻名的“游民窟”。

　　楼内居民鱼龙混杂，小偷、乞丐、流氓、地痞聚集，偷窃、绑架、拐骗无所不做，使得大楼成为名副其实的罪恶的渊薮。1950年，据上海市公安局估计，哈尔滨大楼附近三个区的偷窃案件，约有80%是大楼“居民”所为。

　　■ 帮派纠结

　　那些为找到哈尔滨大楼这样一个免费落脚处而兴奋不已的人们，在入住后很快就发现，这里并不是“自由王国”，而是一个帮派纠结、各种关系盘根错节的地方。

　　原来随着大楼入住人口的增加，哈尔滨大楼内部慢慢形成了几大帮口，这些帮口多以地域为界，主要是山东、安徽、苏北以及上海本地帮。他们一般各自占据一层楼或者是楼层中某些房间，在各自头头的指挥下策划绑架、勒索、拆白、开设地下赌场等。

　　1946年，国共内战重开后，安徽、苏北等地大量“地主”、“恶霸”逃亡到上海，其中部分人进驻哈尔滨大楼，或在广场上搭盖棚屋落脚。他们的到来打破了大楼内部原有力量的平衡，安徽帮、山东帮逐渐成为两股最大的势力。到1948年以后，哈尔滨大楼内部基本成了山东帮和安徽帮的天下，各自建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和“统治秩序”。

　　安徽帮头子是安徽省五河县人张文典、蔡云山、胡万宝等人。张文典以前是“土匪”，做过国民党还乡团中队长，曾拥有几百支步枪。解放军进入五河，张文典“兵败”后带着几个弟兄逃到上海，最终选定哈尔滨大楼作为自己的藏身之所。蔡云山是张文典的舅舅，也是“惯匪”，手下曾有上千人马，1949年逃到上海后曾被当作游民收容遣送到苏北垦区，但随后又逃回上海并进入哈尔滨大楼，与张文典等狼狈为奸。胡万宝真名张友宝，安徽灵璧县人，当过国民党救国军小头目。张文典及其同伙进入哈尔滨大楼后，招收徒弟，培植党羽，并多次与不服气的其他帮口开战，最终迫使几个小帮口俯首称臣或弃楼而去。张文典将哈尔滨大楼当成了他的新山寨，并强迫大楼内有点姿色的妇女做他的压寨夫人，甚至在大楼内明目张胆的征收“户口捐”，每户三、五百元不等。

　　安徽帮的下层成员大多以讨饭、拾荒为生，他们以哈尔滨大楼底层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但以张文典为首的安徽帮上层则以地下室(地洞)为“活动中心”，在里面开设地下赌场，牌九、麻将、扑克、宝局……几乎当时上海滩上所有的赌具，都能在这个地下赌场找到。而且该地下室还另有玄机，里面光线昏暗，道路弯弯曲曲，内部人也只能摸索着前进；如果没有人引领，外人根本找不到赌场。地下室内有一条水沟，与沙泾河相通，沙泾河最后流入黄浦江，张文典一伙可以通过水沟运送各种东西进出地下室，也可以将不受欢迎的赌客扔进水沟冲入黄浦江。1948年到1950年，人们曾在沙泾河黄浦江入口先后发现三具无名尸体，但都未能破案，直到1951年捣毁哈尔滨大楼后，这个秘密地下通道才曝光于天下。1951年，清理哈尔滨大楼居民的时候，张文典同伙才供认：他们经常到外面去物色赌徒，然后带到地下赌场进行赌博，但如果有人胆敢与张文典等人为难或闹事，就随时可能被他们从地洞掀进河浜，随潮水冲到黄浦江中去。

　　哈尔滨大楼内部的另一股主要势力是山东帮，其下层以小贩为多，经济上其实相对宽裕，躲入哈尔滨大楼既可省房租，又可获同乡的帮助，因此他们久居不退，且仗着人多势众，欺压其他帮口。山东帮的上层以二楼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将三楼未倒塌的部分作为自己的活动中心。山东帮的三楼跟安徽帮的地下室一样，也是一个令人恐惧的所在，山东帮头子在那里召开秘密会议，谋划抢劫、绑架、勒索、偷盗等谋财害命的勾当。

　　当然，大楼内也还有一些独立势力，他们不属于山东帮或者安徽帮中的任何一派，但自成一格，两大帮口也不敢轻易惹他们。曹雨亭，原来是国民党军队营长，当了逃兵后带着日本老婆和两个勤务兵住进了哈尔滨大楼。他以金钱和手枪开道，很快在哈尔滨大楼站稳脚跟，买下了好几个房间，然后以收买旧货为掩护，干起了贩卖白粉的勾当，在大楼内开了一家地下鸦片烟馆。

　　另外大楼住户除了个别逃亡来沪的穷人，甚至也有大户人家。工作人员调查发现，哈尔滨大楼内居然有一个22口之家。他们是来自皖北的刘姓大地主，因为土改而逃亡到上海。当时正值张文典为首的安徽帮为难各弱小帮口之时，刘家从那些被迫搬离哈尔滨大楼的人手中低价“盘”下了几个大房间，经过一番装修，隔出了十多个小房间。虽然外表看起来破烂不堪，里面却别有洞天，厨房、卫生间、储藏室等一应俱全，装修相当豪华。刘家虽是安徽人，但并不与安徽帮接触。据说有人曾见过刘家六兄弟一起在大楼内练功夫，老爷子在旁指点，腰上似乎还别着一把小手枪，因此大楼内的人也不敢骚扰他们。

　　另外一股独立力量是唐某，他原是沂水大地主，在老家拥有80多公顷土地，山东解放后土改过程中带着妻妾逃出，到上海后也找到了哈尔滨大楼，从一个小贩手中“买”下几个房间安居。奇怪地是各帮口都没找唐某麻烦，而且他入住大楼后，居然还在大楼内又娶了一房小妾。不过在大楼内拥有三妻四妾的也并非唐某一人，而是多达五十多人！

　　对于那些手无寸铁身无余财的人来说，进入哈尔滨大楼犹如羔羊入狼窝，随时面临着各种危险。当逃难的人带着全副身家躲进大楼，轻则发现行李不翼而飞，重则最后仅只身离开，财物和妻女都消失了。曾有一对从河南逃荒到上海的母女，因无处住宿而进了哈尔滨大楼，尚未成年的女儿当晚就遭到多人轮奸，年已半百的母亲也难逃一劫，第二天母女俩历尽艰辛才逃离了这个魔窟。

　　■ 清理

　　事隔半个世纪，已经90岁的民政局老干部、当年参与过哈尔滨大楼清理工作的王五仁老先生仍然是大摇其头，“哈尔滨大楼？那个太复杂了，那里面太复杂了！解放后我们原来的地下党和民政局干部、公安局便衣装扮成难民进入大楼，花了几个月时间，才把里面的情况搞清了个大概。”王老说起这一段往事，思维依然十分清晰，“我说的只是搞清个大概吧？后来审查出的情况让那些自以为掌握了情况的经验丰富的地下党干部和公安便衣都大吃一惊！”

　　由于哈尔滨大楼内部情况错综复杂，抗日战争时期的傀儡市政府对此楼根本不予过问，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大员更不关注这个需要大投入的王国，后来三区区政府也未能投入精力进行治理。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以后，新政府决定清理掉哈尔滨大楼这处顽疾。上海市民政局、公安局以及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分别派出几批干部，装扮成难民进入哈尔滨大楼进行摸底，了解情况。这些久经沙场的战士发现，这个独立王国的地下工作并不比国民党统治下的白区工作好做。里面不仅关系错综复杂，而且同样随时面临各种危险，工作人员举步维艰。

　　然而，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他们根据大楼内“居民”的籍贯、职业或者“兴趣”、“爱好”建立了二十一个小组，推选出各组小组长，并逐步掌握了这些小组长，开始在“游民窟”内建立起了自己的组织，为最终清理大楼奠定了基础。另外，公安局、民政局以及上海市救济分会等从1950年11月开始会同附近三个区政府，对哈尔滨大楼外部环境进行深入调查，为彻底处理这一游民王国作好准备。

　　1951年春节前，市民政局先后接到虹口、提篮桥和北四川路三区人民代表要求处理哈尔滨大楼的提案。民政局在报请市府同意以后，决定春节过后彻底清理哈尔滨大楼。

　　1951年2月20日深夜，经过周密安排，上海市公安局调动武装警察100多人，并请求淞沪警备司令部派遣一个连队160多名武装人员，加上公安局、民政局以及救济分会工作人员70多人联合行动，一举包围了哈尔滨大楼，并在大楼对面上海市食品工会内设立了临时清理指挥部，同时封锁了附近奉天路、溧阳路和哈尔滨路交通。

　　由警察、民政干部和救济分会干部组成的七个工作组也迅速轻门熟路地进入大楼，在各处悬挂了30多盏汽油灯，将大楼内部照亮；七个组按照事先分工，每组负责将三个小组长找来开会，说明今晚政府行动意图，要求各组长配合动员小组成员接受收容。

　　■ 变天

　　外面突然地喧哗惊动了仍在地下室聚赌的张文典等人，他们立即纠集了三十余人，准备大刀、棍棒，伺机而动。在小组长传达开会情况以后，不甘就缚的张文典还想率众“突围”。但其探风的手下再次报告说楼下到处是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和公安警察，反抗无疑是以卵击石，毫无益处。张见突围无望，只好放弃抵抗，跟着灾、难民上了收容车。

　　临时指挥部调动了17辆大卡车和红十字会救护车到现场参加收容。到凌晨6点左右，在工作组的努力下，大楼“居民”开始携带行李拖家带口走出大楼。居民出来之后，工作人员立即检查证件，四五百有证件的摊贩被当场释放，自找住所；其他无法证明自己身份的人分乘大卡车和救护车，被送往此前已经准备好的四明公所、锡金公所和通州路第二劳动教养所，前后共运送的人达95卡车之多。

　　此次被送到民政局各游民教养所和同乡会馆等地的哈尔滨大楼“居民”共计2901人。经过审查，共发现游民96人，散兵游勇11人，职工116人，地主16人，摊贩22人，残疾9人，其余大部分作为灾民遣送回乡。

　　张文典在收容所趁看守疏忽再次逃走，不过很快又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最终送交原籍安徽公安机关处理。同时送去的尚有同属五河县的蔡云山、汤杰彬、王贵宣、丁树庭等“土匪头子”、“逃亡地主”和“三青团分子”。另外，审查中还发现，胡万宝即是安徽省灵璧县的张有保，是通缉在逃之“匪首”；还有一名叫马德纯的“惯匪”，在乡抢劫杀人，缉捕数次未获，逃到上海躲进哈尔滨大楼，也在这次收容后由当地公安机关押回去了。

　　■ 变身

　　哈尔滨大楼及其广场共计达12亩，且两面靠河，易于管理。正在为寻找游民劳动场所而发愁的上海市民政局迅速决定在此兴建一个专门用于游民劳动改造的工场。因此，哈尔滨大楼的“居民”被收容处理以后，民政局很快从所属游民教养所调来正在改造中的“游民”34人清理大楼垃圾，并不断增加人手，最多时达到120人，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前后清除垃圾100余卡车，500多吨。然而，清理后的情况却不容乐观，因为长期无人管理维护，大楼到处渗水漏雨，有些支柱有倾塌危险，至于门窗、梁柱等能拆卸的东西更是大部分被拆下卖掉了。整栋大楼实际只剩下一个空架子。经估算，整个大楼修整费用将高达12.8亿元人民币(旧币，下同)。

　　民政局各游民收容教养所此时正收容着上万人，大多是年轻力壮的劳动力，有些还有一定的专业技术水平。因此民政局从各教养所中抽调了具有绘图、设计、油漆、建筑等各种专门技术技能的收容人员100多名，并大量调拨青壮年劳力，维修大楼。经过几个月的修理，整个大楼面貌一新，而且比原计划光工料费就节省达3.7亿元，至于人工费则完全省掉了。

　　哈尔滨大楼清理以后，民政局在大楼内设立了上海市新人习艺场，内设机械修理、制鞋、竹木和营建四个工场，作为改造游民的场所，由有技术的游民参与工作，并让年轻游民做技术游民的徒弟，从而让年轻人学会一技之长，为以后改造好后出所参加工作做准备。

　　哈尔滨大楼这个昔日的游民王国一跃成为改造和教育游民的新学校，也成为人民上海的一个新地标、新景观。许多国内外参观者到上海参观访问都特意要去新人习艺场参观，印度代表爱德华和印尼代表蔡锡胤参观完以后，留言感慨这是“光辉的工作”。

　　本文原载于《看历史》9月刊  文┃阮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