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没让江青张春桥等人接班

　　不论《红都女皇》一书如何，不过，称江青为“红都女皇”，是再确切不过的了。

　　她的“女皇梦”，在1972年越做越美。

　　1972年1月，毛泽东突然休克，意味着毛泽东的余生已经屈指可数。他说：“我已经收到上帝的请柬。”

　　就在毛泽东休克不久，1972年4月，在例行的体检中，发现周恩来患有早期癌症！这表明，周恩来也余日不多了！

　　这么一来，排名于江青之前的毛泽东、周恩来、康生都在受疾病困扰，“第四号人物”江青充满信心，仿佛未来的党的主席非她莫属了！

　　除了江青在做“主席梦”之外，张春桥也自我感觉甚好，在做着“总理梦”。

　　江青和张春桥向周恩来发动了挑战。

　　1972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外交部共同打报告给周恩来，请示即将召开的外事工作会议的有关问题。报告以为：

　　“会议的任务，联系外事工作的实际，以批林整风为纲，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

　　这一报告是根据毛泽东1972年6月28日与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的谈话精神写出来的。在那次谈话中，毛泽东曾指着在座的王海容、唐闻生对班达拉奈克夫人说：

　　“在外交部，她们这一派是‘右派’，就是保守派，靠边站，弄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外交部被那些‘左’派夺了权，一个半月，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左’派手里。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周恩来在病中看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外交部的报告，写了批示：

　　拟同意，请送耿飚同志会签后，再呈主席、康生(暂不送)、江青、春桥、文元、剑英、先念、登奎、德生、东兴、洪文同志批示。

　　周恩来

　　1972年11月30日

　　翌日，张春桥在报告上写道：

　　“送江青同志、总理再阅。”

　　在这一行字下面，张春桥又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总理：

　　我不了解外事工作的全面情况，但是，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建议外事会议批林要批得全面一些，同时要讨论毛主席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

　　妥否，供参考。

　　春桥

　　1972年12月1日

　　看了张春桥的批语，江青表示完全赞同。江青写道：

　　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的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因为，没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暴露不出他们来，他们还隐藏下来，那时我们党和人民将造成很大损失。当然，天也塌不下来。

　　供总理参考，又及。

　　江青

　　1972年12月2日

　　在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之间，最高的裁决者是毛泽东。

　　正在这时，12月5日，人民日报社王若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表示拥护周恩来关于批判极左的意见，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不同意批判极左的问题。

　　12月17日夜，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接见了张春桥和姚文元。毛泽东从王若水的来信谈起。

　　毛泽东说：“批极左，还是批右？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我认识此人，不很高明。也读过一点马克思，参加过合二而一，一分为二，桌子的哲学……”

　　毛泽东接着说：“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

　　毛泽东在这时又否定了自己6月跟班达拉奈克夫人谈话中关于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其实是因为毛泽东晚年思想中有许多极左的成分，批判极左也就触动了“文革”，触动了毛泽东的晚年思想。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与周恩来的这一斗争中，由于毛泽东的天平最后向他们倾斜，他们越发趾高气扬了。

　　然而，毛泽东尽管不同意批判极左思潮，但是他并不准备把江青、张春桥定为自己的接班人。

　　毛泽东在思索着、斟酌着，在考虑着第三回挑选自己的接班人。

　　早在1956年2月25日，一个圆而发亮的光秃的脑袋出现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他所作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字字句句，使毛泽东听来非常刺耳。

　　赫鲁晓夫戴着金丝边眼镜，在讲坛上怒容满面，发表着他对斯大林的猛烈抨击：

　　“斯大林利用无限的权力，滥用职权，以中央的名义行事。但不征求中央委员们，甚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斯大林做了许多专横的事，他经常个人决定党和政府极其重要的事务，连政治局委员也不通知。……

　　“斯大林认为他现在可以决定一切事务，他所需要的只是统计员，他使得别人处于只应听从和歌颂的地位。……

　　“斯大林是个非常不信任旁人的人，有病态的疑心，我们和他一起工作，都知道这一点。……他到处都看到‘敌人’、‘两面派’、‘间谍’……

　　“请大家回忆一下《攻克柏林》，影片上只有斯大林一个人在活动，他在放着空椅的大厅里发布命令，只有一个人走近他，向他低声报告些什么，这个人就是波斯克列贝舍夫，斯大林忠贞不渝的侍从。(笑声)

　　“而军事领导者在哪里？政治局在哪里？政府又在哪里？他们在做些什么，关心些什么呢？这在影片中看不到。斯大林包揽一切，不和任何人商量，也不需要听别人的意见。一切的一切就是用这种歪曲的形式放映给人民看的。为了什么？为了颂扬斯大林，而这一切是违反事实，违反历史真实的。……

　　“应该说，战后时期情况更加复杂了。斯大林更加任性、易怒、粗暴，尤其是他的猜疑心更加滋长了。迫害狂到了惊人的程度。在他的眼中，许多人都成了敌人。战后，斯大林更加脱离集体，完全是个人专断独行，不顾任何人和任何事。……

　　“斯大林一向同人民隔绝。他一直没有下去过，几十年都是如此。……”

　　赫鲁晓夫在历数斯大林严重的个人崇拜错误之后，鲜明地号召全体苏共党员：“必须布尔什维克式地谴责和根除个人崇拜，把它看成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敌对，与党的领导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毫不相容的东西，要同形形色色恢复个人崇拜的一切企图，进行无情的斗争。”

　　赫鲁晓夫所尖锐批判的只是斯大林，一个字也没有涉及毛泽东。但是，由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并不亚于斯大林，他理所当然地对赫鲁晓夫产生强烈的反感。

　　从此，他与赫鲁晓夫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毛泽东开始郑重其事地考虑接班人问题。他一次又一次强凋，严防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他绝对不允许在他百年之后，在中国出那么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也来一个“秘密报告”，痛斥他的个人迷信。

　　毛泽东早就注意接班人的问题。1961年，当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时，毛泽东跟他谈起了接班人问题。

　　毛泽东注意到，斯大林没有解决好接班人问题。他说：“斯大林是最有权威的领袖，但缺乏远见，没有解决继承人的问题，搞了三驾马车，只会用皮鞋敲桌子。”

　　毛泽东又说：“不是三驾马车，而是三马驾车，又没有人拉缰绳，不乱才怪呢！赫鲁晓夫脱下皮鞋敲桌子，是两面派。斯大林在时和死后，完全是两副面孔。”

　　蒙哥马利问起，将来谁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他要对此作“战略观察”。

　　毛泽东答道：“主席谁来当？七个副主席第一个是刘少奇。前年开会选了国家主席。原来两个主席都姓毛(引者注：指中国共产党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了。过几年两个主席就都姓刘了。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须战略观察？”

　　毛泽东的话，明白无误地道出，他所选的接班人是刘少奇。

　　刘少奇只比毛泽东小五岁。严格地讲，刘少奇是毛泽东的同辈战友，不能算接班人。但是，在“文革”前，刘少奇是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国第二号人物。一旦毛泽东“被马克思请去”，势必是刘少奇接班。

　　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重要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毛泽东在其中亲笔加了一段话。毛泽东明确地强调了“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他指出：

　　“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毛泽东接着提出了关于“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五项条件。这五项条件，每一条都把赫鲁晓夫作为反面教材提及了，足见毛泽东对于“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出现的高度警惕。

　　“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充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有着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毛泽东这一段话中，处处提醒人们，“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

　　毛泽东终于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目的据说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批判修正主义”。其实，中国未曾建立过资本主义制度，哪谈得上“资本主义复辟”？至于“批判修正主义”，其矛头仍是指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毛泽东把赫鲁晓夫看成“现代修正主义”的总头目。

　　在1966年那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亦即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毛泽东强调，“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

　　遗憾的是，毛泽东把刘少奇当成“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当成了“中国的赫鲁晓夫”。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一文，宣告了刘少奇的垮台。

　　毛泽东不得不第二次选择接班人——按照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体制，跟苏联共产党一样，接班人是由最高领袖指定的。

　　毛泽东晚年异常重视接班人的选择，这本是作为领袖应当慎重考虑的。可悲的是，他总是由个人决断，在选择接班人这个问题上屡犯错误。

　　在1966年6月10日，“文革”刚刚兴起。毛泽东在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谈话时，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天下乌鸦一般黑，只是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我们就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会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到底是谁？是伯恩施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然而，毛泽东恰恰选定了“喊万岁”的人作为接班人！

　　林彪在自己的笔记本中写下的一段话，曾泄露了他的天机：

　　“大拥大顺，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

    毛泽东被这位手挥红语录的“跟着转”的林彪所迷惑，把这个比他小十四岁的“亲密战友”定为接班人。

　　“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白发骤增，香烟一根接着一根，变得沉默寡言。

　　他是胜利者。不过，一度大肆宣传过的他的“亲密战友”陡然成了叛逆，不能不使他感到难堪。他的这位“亲密战友”是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而著称于世的，他的这位“接班人”的名字是载入神圣的党章的。林彪，曾被宣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三位伟大助手”，诚如恩格斯是马克思的伟大助手，斯大林是列宁的伟大助手，当今林彪是毛泽东的“伟大助手”。

　　历史无情地勾销了一切美丽的肥皂泡。坐在中南海那间放满直排繁体汉字古书的书房里，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接班人。

　　“九·一三”事件的爆发，照理会使毛泽东清醒：由他个人选择、指定接班人的做法，是不是合适？

　　可惜毛泽东没有接受林彪事件的教训，他又一次个人决断，开始选择新的接班人。

　　毛泽东在思索着，斟酌着。当年，在他第一次选定接班人时，确定刘少奇是因为非他莫属；在他第二次选定接班人时，林彪的地位也是明摆着的。可是，如今第三次选择接班人，却不那么容易，没有一个人是“呼之欲出”的！

　　虽然江青自以为这第三个接班人非她莫属，但毛泽东的视野里却没有她。毛泽东早在中共九大前，当江青想当党的副主席时，就明确地说：“江青不能当副主席！”

　　也正因为这样，当刘松林后来问及江青会不会成为党的副主席时，毛泽东一口否定：“不会的，她不行！”为此，尽管江青暴跳如雷，把刘松林投入监狱，毛泽东仍不改口。

　　毛泽东深知，不论是就理论水平、领导能力、革命经验、个人品格，江青都够不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第三次遴选接班人时，根本没有考虑江青。何况江青是他的夫人，就连有人提议江青担任政治局常委，毛泽东都未同意。

　　当然，除了江青之外，张春桥也是很有可能入选的人物。他在党内的地位紧挨在江青之后。

　　就连张春桥本人，在当时也俨然以“接班人”自居。张春桥比毛泽东小二十四岁，整整相差一代。在中共九届政治局委员中，刷掉了林彪集团的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之后，周恩来、朱德、康生、叶剑英、刘伯承、李先念、许世友、陈锡联、谢富治，年纪都与毛泽东相差不太大，剩下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张春桥“接班”的可能性最大——江青毕竟是“第一夫人”，而姚文元的资历比张春桥差了一截。尤其是在庐山，张春桥是林彪集团重炮猛轰的目标，林彪的倒台成了张春桥的“光荣”。

　　完全出乎张春桥的意料，也出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意料，毛泽东并没有选择张春桥为接班人。

　　关于张春桥没有成为接班人，有人猜测可能由于张春桥与江青的政治关系太密切了。

　　也有人以为，毛泽东向来善于玩弄政治平衡术。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原本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中的两大势力。江青集团一下子战胜了林彪集团，这时毛泽东便对江青集团采取遏制政策。不然，江青集团的势力会过于强大，以致难以控制、驾驭。

　　不管怎么说，毛泽东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排除在接班人名单之外！

　　毛泽东在着手做各种调整工作。

　　林彪倒台后，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

　　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于是，1972年8月1日，在国防部举行的庆祝建军四十五周年的招待会上，陈云、王震显眼地露面了——他们“下放”到江西，已经三年多未曾露面。

　　也就在陈云、王震露面后的第四天，毛泽东接到了一封从江西寄来的信。这封信使毛泽东的眼睛忽地一亮。

　　那封信来自江西省南昌市附近的新建县望城岗原步兵学校一座小院里。小院里有一幢两层红砖小楼，本是步兵学校校长住的。自1969年10月下旬起，一位六十五岁的老人成了那里的新居民。这位老人是从北京用专机押去的。从此，他默默地“贬居”于这座小院里。

　　他，便是中国当年“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

　　邓小平和妻子卓琳、继母夏培根生活在一起，他成了家中的“壮劳力”，扫地、劈柴、砸煤之类活儿，都由他“承包”。他还“奉命”每日上午去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

　　每当黄昏来临，邓小平总是在小院子里散步，走了一圈又一圈，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邓小平在小院里走出了一条“邓小平小道”。他一边散步，一边沉思。他在思索着中国的未来，思索着中国共产党的未来。

　　终于，发生了“九·一三”事件。当邓小平坐在工人之中，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听完中共中央有关“九·一三”事件的文件的传达，邓小平回家后说了一句：“林彪不死，天理难容！”

　　林彪的倒台，给了“左”派们沉重一击。

　　差不多同时跟邓小平来到江西的陈云和王震，被调回了北京。那些日子里，陈云在南昌的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调查”，王震则在东乡红星垦殖场“蹲点调查”。

　　1972年“五一”节前夕，邓小平的身患残疾的儿子邓朴方获准去京就医。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陪同哥哥邓朴方前往北京。

　　在北京，王震托人找到毛毛，要毛毛上他家。王震详细询问了邓小平的近况，他对毛毛说：“我要向主席及中央上书，让你父亲出来工作。”

　　毛毛回到南昌，把“胡子叔叔”王震的话，转告了父亲。

　　周恩来更是关心着邓小平。最初，在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突然出现在陈毅追悼会上。毛泽东那天在与张茜的谈话中，提及邓小平，说邓“属人民内部矛盾”。在侧的周恩来注意了这一重要信息，他知道毛泽东已原谅了邓小平。

　　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在那小院里写了给毛泽东的信。此信很快地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给了毛泽东。

　　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了如下批语：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亦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多次，现在再说一遍。(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1988年版。)

　　毛泽东提及的“邓、毛、谢、古”，即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由于支持毛泽东，在1933年4月在中央苏区遭到王明路线执行者们的批判。

　　毛泽东的这一批示，是一个重要的信号，意味着将重新起用邓小平！

　　周恩来一边把毛泽东的批语和邓小平的信派人送往印刷厂排印，一边通知中共江西省委，解除对邓小平的监督劳动，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1973年2月20日，邓小平终于离开了那小院，从江西返回北京。

　　邓小平在北京出现，使周恩来有了一位得力助手，对中国的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对邓小平信件的批语，主持政治局会议。会议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这一决定，意味着邓小平正式复出了。

　　4月12日。北京人民大会堂里，中国领导人宴请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邓小平出现了！这是他被打倒之后，第一次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公开露面。

　　当时在场的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这样描述：

　　他孤独一人站在大厅里。他个子明显矮小，但体肩宽阔，显得刚毅有力。身着深色的毛式干部服，但袜子是白颜色的。此刻，他当然知道，从远处，从人民大会堂大厅里的许多圆桌旁边，数百双眼睛正好奇地注视着他，因为他是在消失之后又从被遗忘的角落里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

　　4月的这天晚上，筵席未散就抢先急匆匆地走下楼梯的却不是外交官，而是各国的新闻记者。他们直奔近处的邮电总局，向全世界传播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注：巴拉奇·代内什：《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